由美国“火烧前夫案”看刑事案件中的精神鉴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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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平等自由民主。相反的,美国女性社会地位很低,遭受家庭暴力一直被认为是件家事。丈夫殴打妻子更常见的是进行道德谴责,即使报警,警察更多的也只是稍加制止而已,并不会进一步采取手段。

1977年,美国密歇根州弗朗辛·休斯因不堪家暴离婚以后,其前夫却因车祸受伤需要照料。心地善良的她便又一次和前夫住在了一起。

然而,她的行为并未感化前夫。她所得到的回报,依然是冰冷的拳头。又经历了黑暗的五年家暴后,弗朗辛·休斯决定不再求助于警察,而自己动手来结束这一切。

一天,她趁醉酒的前夫熟睡时,在其床边洒满汽油点燃,并带着孩子前往警察局自首。

“火烧前夫案”很快传遍全美国,也让美国女性遭受的家暴问题第一次彻底地暴露在公众面前。

曾经沉默的美国女性们开始纷纷站出来为弗朗辛·休斯发声,很多女性团体也上街游行,为其声援。 当然,检方和辩方也感受到了来自民间的舆论力量,甚至一致的要求法院轻判。

而弗朗辛·休斯的律师更是在证据方面剑走偏锋,他四处求教心理专家,终于得到了一份医学证明,证明弗朗辛·休斯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一种精神疾病,应该认定为“暂时性精神失常”。“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南京宝马案?

 最终,大陪审团最终作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判决: 基于弗朗辛·休斯在火烧前夫时处于暂时性精神失常状态,特裁定其无罪释放。

其实,我国刑法也有类似规定。《刑法》第十八条:

第一款: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第二款: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款: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那为什么那些丧心病狂,手段变态残忍的杀人犯,在被审判时很少进行精神鉴定呢? 这里有三个原因:

1、精神鉴定的必要性。 在刑事案件中不能做“有病推定”。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推定为精神病人,然后再通过鉴定来认定其作案时有无丧失辨认控制能力。“有病推定”的逻辑不符合大众日常认知规则,没有人会在社交时先推定对方是精神病人的。

同理,我们在审理案件时,除非有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精神问题,存在作案时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情况,以至于会影响定罪量刑,否则不会主动推定其存在精神疾病,从而进行精神鉴定。

再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丧心病狂,手段变态残忍,或许可以作为其情绪或精神状态的表述,但不能认为这就是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外在表现。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2、精神鉴定的准确性。

据研究发现,精神鉴定普遍存在“测不准”现象。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据报道,某大学司法精神病学研究室统计了110例重复鉴定的案例,首次鉴定与二次鉴定结果一致的,仅有12例。

还有这样一个故意伤害案件,被告人先后经过五次精神鉴定,却出现了三个不同结果:先是两次被鉴定为患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然后又被鉴定为无精神病,有完全责任能力;第四次鉴定则为患抑郁症,部分责任能力;结果服刑期间依照抑郁症治疗无效果,再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经治疗病情缓解。

3、刑事案件精神鉴定对最终判决的影响或与社会朴素正义观有冲突。

无论南京宝马案,还是张扣扣案等,都围绕着精神鉴定问题引发了大量社会舆论关注。宝马案的精神鉴定引得大家嗤之以鼻,大批网民对鉴定结果表示质疑甚至嘲讽。而对于张扣扣案的精神鉴定问题却引发了与宝马案完全相反的舆论风向。

案件判决需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面对精神司法鉴定,压力最大的就是直面案件的法官了。即使美国的“火烧前夫案”,其实也是如此。“火烧前夫案”,如果循例判决,大概率会引得民意沸腾,而辩护律师所提出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暂时性精神失常状态”,其实只是最终判决结果的一个完美助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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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律师,湖北中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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